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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不知道的抗疫國家隊:分離病毒、新冠病毒研究的拓荒者,太空衣下的實驗員
2020/08/07

國衛院副院長司徒惠康道出實驗人員的辛苦一面。

國衛院副院長、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研發組技術支援平臺組長司徒惠康解釋,P3實驗室之所以重要,是因為它是藥物發展和疫苗開發最重要的步驟之一,「病毒的培養、操作、擴大,都要在這裡進行,國衛院還有台灣少有的動物級的P3實驗室,還可以進行病毒的動物攻毒實驗。」經歷台灣無數流行疫病的司徒惠康也直呼,「這次(COVID-19)從分離病毒到進入疫苗開發,是前所未有最快速的一次,研究團隊和實驗室人員,真的是日以繼夜在投入,讓人很感動。」

為什麼要限定在P3實驗室裡進行?因為新冠病毒是新興的病毒,一旦感染,沒有有效的藥物治療,進行相關的實驗要格外小心。司徒惠康指出,疫情爆發之初,台灣有12個與疾管署合作的P3實驗室,可以執行新冠病毒的病人檢體檢測工作,但要進行活體病毒細胞的培養和擴大,疾管署把關更嚴格,只開放台大、成大、長庚、中研院、國衛院5單位可以進行。

進P3實驗室每次4小時,不吃不喝不能如廁

進入P3實驗室,必須穿戴高規格太空防護衣、戴雙層手套,且2人一組同時進入,動線也是單向管制、層層防護;人員進出必須記錄體溫,鐵門之外也有螢幕即時監控實驗室內狀況。國衛院感疫所研究助理郭依萍說,每次實驗進入大約4小時,尤其操作的病原可能會有危害性,當然難免有點緊張,「衣服(防護太空衣)一穿上,就是不能吃也不能喝,」每次做實驗前,他們都要先填飽肚子、上好廁所。

由於病原體可能造成一定傷害,P3實驗室人員訓練十分嚴格,人員必須完成疾管署線上課程,也要從實際的操作來考核資格,新手都要由資深的人員帶著做起,從旁監督有沒有正確的風險評估的能力,像是實驗室環境裡的清潔擦拭、不要讓操作臺靠身體太近等等,曾才騰就是國衛院P3團隊裡的「魔鬼教頭」,「因為不希望同仁們出事,那我會對不起他們,」他說。

有些新手第一次進P3時,前一晚甚至會緊急得睡不著。郭依萍就笑稱,起初覺得曾才騰的嚴厲「比COVID-19還可怕」,不過,自己實際進去P3實驗室操作後,才理解教練的心情,明白任一個人員若操作不當,都可能對所有人有所影響。

國衛院感疫所助技術師翁容淑,是P3實驗室管理人員,除了協助行政工作,為實驗動物張羅飼料、每天檢查這些小動物不能太瘦也不能太胖,以免影響未來動物實驗的精準度;也要照顧實驗室同事的心情。她笑說,實驗人員進去做實驗一定要「要保持愉悅的心情」,每一個動作都很重要,所以不時就會關心,「你最近心情不好?可以講一講、宣洩一下。」

燃燒小宇宙,最害怕牽連家人

投入病毒實驗工作,讓這些研究人員「自主隔離」,和公眾、家人儘可能保持距離。「我們會少搭大眾運輸工具,盡量騎車上班,減少和人群接觸。雖然一般人覺得實驗室裡很危險,但我們會很明確知道風險在哪裡;反而在公共場合中,我們不知道危險在哪裡,但我們若發燒、感冒,會很麻煩,」曾才騰說。

為了減少「不明接觸引發的風險」,原本在新竹租屋的曾才騰,4月中搬到苗栗竹南國衛院附近,騎車通勤只要約5分鐘,把和外人接觸的機會降到最小,也爭取多一些休息時間。

這些團隊燃燒小宇宙的能量,都來自家人,但也最害怕牽累家人。

「過年期間,我只有大年初二那早煮了一頓飯給爸媽吃,其他時間就只有回去吃飯,都是爸爸媽媽煮,覺得很不好意思,因為爸爸媽媽年紀都滿大了,」談起父母,張淑媛有女兒的愧疚。

張淑媛說,當時儘管成功培養出病毒,也會擔心自己是否不小心感染,而後傳染給家人,那陣子與家人相處時幾乎都帶著口罩。為了避免家人擔心,也絕口不提自己正在進行什麼實驗,「那時也婉拒了很多媒體的採訪啦,」就是不希望「被曝光」,讓親友擔心。後來成果還是發表出來,「結果連我先生也是看新聞才知道,我成功培養病毒。」

實驗人員的光榮任務,實際上卻得低調進行。翁容淑說,在國院衛實驗室工作,在疫情發生時就會有點「敏感」,所以有告訴家人說,不要跟人家宣傳,以免引發恐慌,「我媽就說,講太多,到最後人家會亂傳,傳到最後就覺得很可怕。」

誰來接班?實驗室要永續,「國家隊」才不會斷層

前臺大醫檢部主任高全良(左)退休前最掛心台大實驗室能否有人接手,他感謝張淑媛(右)願意接棒,承擔起社會責任。

實驗室人生,面對的是密閉的空間、潛藏危機的病原,孤單而寂寞。為什麼選擇投入?「因為當時沒考上醫科呀、只考上醫技系,」內斂的張淑媛,少見地露出俏皮的笑容直率地說。

雖然不是最初的「第一志願」,但後來她赴美國哈佛大學念書,在一堂公衛課上,討論到某地在發生疫情後,因為檢驗方法能快速辨認病原體,使醫護人員及時對病人做處置,因而控制住疫情,預防更多人受害,「那是我第一次覺得,身為一個醫檢師,真的非常重要。」攻讀博士時,有個到非洲波劄那(Botswana)協助成立HIV實驗室的機會,張淑媛自告奮勇參加,待了半年替當地訓練人才、建立實驗室運作。

「這是我生命中感受非常深切的一次經驗。當時非洲HIV感染十分嚴重,透過這樣的交流,讓當地人可以幫助他們的國家早點脫離疫情,拯救更多生命。」

投身做HIV的經驗,讓台大前醫檢部主任高全良一眼相中張淑媛「接班」。2012年時,高全良將退休,最讓他掛心的是,因為台大是疾管署特約的合約實驗室,要協助臺北市附近地區做感染檢驗,這個工作是有勞無賞、對自己研究工作也沒有加分。高全良回憶,退休前很擔心沒有人願意接手,「張老師(張淑媛)本來是做HIV研究的,也有做過一般病毒,研究做得滿傑出,有很好基礎,好險她願意接手,找到她我覺得滿lucky(幸運)。」

至今仍常回台大實驗室給予協助的高全良說,當年參與2003年SARS一疫,分離出SARS病毒,對他而言,是40年醫檢生涯最重要的標記,雖然那年為了與SARS奮戰,經常做實驗做到半夜,甚至一下子瘦了5公斤,「作為一個醫檢師,能夠在國家危急之下,參與(2003年抗SARS)這樣的任務,替國家貢獻一點力量,雖然那段時間也辛苦而危險,但非常值得。」SARS疫情平緩後,台大進行院內血清檢測,高全良這位與SARS病毒最親密接觸者,是被抽血檢測的第一人,最終陰性的結果也證實,每一個實驗動作都符合標準。

「養兵千日」有成本,「用在一時」仍值得

張淑媛則笑稱,當時高全良告訴她,檢驗實驗室是台大的社會責任,她沒有辦法拒絕。面對未來可能突發的新興感染症,她也希望能有接班人持續維持檢驗能量,「未來真的要傳承時,這些人就熟悉這些操作,當疫情來時可以馬上上場。」

「我一個人不可能做那麼多的事情,」張淑媛相當感謝病毒室同仁及醫技系學生,願意在疫情下幫忙執行這麼多的任務,儘管有時候仍有一定的危險性,但團隊都還是願意不怕危險,認真做好應該做的事情。

高全良也強調,台大之所以能在這幾波疫情中,完成重要的病毒分離任務,其實很大的關鍵是P3實驗室一直都在維持運作,「很多機構的P3實驗室,在沒有重大疫情時就關閉了,因為它平常光是電費就十分驚人,而實驗室關閉,人才怎麼能培育起來呢?」

高全良也語重心常說,對於P3實驗室來說,平常養兵備戰相當重要,能在任務來臨時發揮應有功能。國家布設好實驗室,並常常訓練人員技術,就不會在疫情爆發時手忙腳亂,或需要重新訓練。